《成人教育》的兼职工作

硕士二年级时，一位师兄推荐我参与西南师范大学主办的《成人教育》杂志做编辑助理。编辑助理的主要工作负责每一期论文的整体校对。除此之外，还有两个附带的任务：一是负责某些文章的初审；二是邀请同学或朋友为杂志投稿或亲自写文章为杂志投稿。工作报酬是每个月100元。每发表一篇文章，则另外再给予100元的稿酬。

参与《成人教育》的编辑工作之后，几乎每期都有我的约稿或我自己的投稿。如果遇到个别特殊的稿件，编辑部领导会要求我做适当的修改、补充或“扩写”。

由于《成人教育》不是知名刊物，当时的稿源比较紧张。于是，我后来的主要任务不是杂志的整体校对，而是约稿和投稿。我不仅自己投稿，也发动高师妹给杂志投稿。

一次在北碚街逛街，看到街边旧书摊上有一本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售价3元。我鼓励高师妹买下来。她问“为什么？”我说，你花3元钱买下来，将书中的观点归纳成几条重要主张，就可以变成《卡耐基成人教育思想研究》，给《成人教育》投稿，可以获得100元的稿费。高师妹将信将疑，买下那本书之后，按照我的建议整理成论文发表，果然得到100元的稿费。

有了那次成功的经验，我继续鼓励高师妹看李宗吾的书，然后写一篇《李宗吾成人教育思想研究》。遗憾的是，高师妹不接受书中的观点，觉得那些观点不合主流，放弃了。

我告诉高师妹，李宗吾的书里专门有一个部分谈论“中国学术之趋势”，在那么多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中，李宗吾的这篇文章说得清晰而惊心动魄。由于高师妹不喜欢李宗吾这个人，对他的“中国学术之趋势”也提不起兴趣。

当杂志稿源紧张，面临无米之炊时，杂志领导鼓励我自己投稿。给自己参与的杂志投稿，貌似监守自盗，实则不得已而为之。

那两年参与杂志编辑工作，至少获得几个好处：

第一，因兼职而获得工作报酬。当时编辑部提供的报酬足可以应付我和高师妹两个人的生活开销。当周围同学为经济窘迫感到难受时，我会偶尔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有了这份兼职，我几乎没有经济压力，可以无忧无虑地读书、写作。

第二，真实地体验了编辑工作之精细与不易。最初以为“校对”是简单而机械的工作，大致翻阅之后，感觉文章已经达到刊发的标准，于是提交上去，纳入刊发程序。可是，编辑部的主管老师将校对稿取回来，让我重新校对。经他提醒，我发现我第一次提供的校对稿竟然在标点符号、参考文献、标题、句子、词语等方面存在密密麻麻的问题。我感到羞愧，感觉自己玩忽职守，应该引咎辞职。

主管老师只有一个要求：“下不为例！”从那以后，我开始让自己沉静下来，学会了“逐行扫描”，并逐渐学会了校对的重点，知道一篇文章最可能出错的几个地方。有了这个“职业病”，后来读其他同学的文章，每次遇到标点符号的错误或参考文献残缺，就感觉不适应。

第三，它给我提供了向同学约稿的机会。利用约稿的机会，我可以向同学打听他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进展，从他们那里不仅可以获得稿件，而且可以向他们请教相关的专业问题。不少同学由此逐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专业团队。

第四，因为熟悉了杂志投稿、审稿、采稿、校对、印刷和刊发等程序，尤其是有了校对和刊发的真实体验之后，我自己写文章时，对文章的标题、参考文献以及基本的写作规范有了更加完整而深入的理解。后来，我给编辑部投稿或给出版社提供书稿时，我会尽量提供比较干净、规范的版本。

第五，更重要的是，在参与约稿和编辑的过程中，我开始理解“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处世原则。虽然这个杂志籍籍无名，但它依然有基本的审稿标准。它既渴望遇到好的稿件，也会拒绝某些“劣质”稿件。

如果遇到比较差的论文，编辑部会有几个处理办法：

（1）直接拒稿。

（2）请作者修改。如果作者是不便拒稿的“熟人”，则由编辑部提出修改意见，请他本人修改。或者，很客气地请作者更换一篇论文。

（3）帮助作者修改。如果作者是“重要熟人”，则由编辑部请人直接帮那位作者修改，然后再纳入刊发范围。

（4）为领导写稿。虽然编辑部的主要职责是编辑杂志，但是，如果遇到特殊情况，编辑部也需要为领导写发言稿。如果该发言稿的主题比较切近学术前沿问题，那么，编辑部会进一步将发言稿整理成可发表的论文，而且，会促成这篇论文在比较有影响的杂志发表。论文正式发表的时候，知识就是力量，作者就是领导。

编辑部是个小社会。但凡有编辑部，就会有“编辑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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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良华

编辑：伯虎

图：刘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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