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全国政协委员胡卫:让历史告诉未来——40年民办教育大发展带来的启示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一路走来，到底哪些理念必须坚持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下，我认为很有必要把40多年我国民办教育走过的道路、理念、价值、经验、教训，好好梳理下。
我感觉八个字非常重要，归纳起来讲就是我国教育发展一定要“多元包容，平衡创新”。所谓多元，就是不只有一种教育模式和形态。多元就是把和教育有关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让他们参与举办教育、管理教育、投资教育，不仅有话语权，还能参与教育管理与发展决定，从而使教育变得丰富多彩和日臻完善。实践证明，教育多元化一定比单一化好；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共同发展，一定比只有公办教育一家独大要好。只有坚持多元，教育才会繁荣和兴旺，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多样化教育选择的需要。所谓包容，就是对差异性的接纳。中国经济迅速增长，使有些人对后发优势深信不疑，认为国家财力雄厚了，依靠有为政府和公办教育主导，就能实现赶超。现在不需要再用民间资金去弥补政府财力投入不足了，民办教育使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观念有相当大的市场。
民办教育真的可有可无吗？曾几何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揽了教育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把教育搞得纯而又纯，但这一切并没有让中国教育走上现代化道路，而且还导致了教育的僵化和退化。因此在现有历史条件下，特别要重视公办、民办共同发展，要强调民办教育在整个教育事业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是可有可无。公办民办共同发展才能支撑起中国教育的大厦。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要包容，本土教育和国际教育要包容，精英教育和平民教育要包容，这样才能消除歧见，取长补短，共生共荣。所谓平衡，就是孔夫子讲的中庸之道，这是植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独特价值追求。对民办教育来说，就是要创设一种和谐的环境，尤其是政策要有连贯性，要让人能够预见明天，才能稳定出资人和办学人信心。
所谓创新，就是要不断进取和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现在有人认为教育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智能化与教育深度融合就能实现教育现代化。这是教育技术至上的观点。40年走过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关注技术变革，更要关注理念变革和制度创新。邓小平南方谈话，他说不要争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一句话，石破天惊，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度决定盛衰，观念的土壤决定着制度变革的方向。民办教育的出现，也是思想解放引领制度变革的产物。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要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1993年，中央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强调要“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今天，我们回顾改革开放这段历史，就是不能忘却多年来推动教育发展的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教育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理念创新的道路，不能只走教育技术创新一条独木桥。
今天，我们正在研究新法新政，在参与讨论新法新政过程中，也出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和新法新政是个什么关系还需要研究。至少我们国家从法律层面上允许了学前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可以营利，也明确了义务教育阶段走非营利的道路。当然我们没想到的是资本那么疯狂，因为法律对民办教育实行了分类，允许了营利学校的存在，资本首先看中了学前教育，通过集团办学、加盟连锁，把规模做大后上市圈钱。资本的涌入对学前教育的冲击表现在：成熟幼儿园的好园长和好教师被高薪挖角，造成人才恶性竞争；加盟连锁园迅速扩张，导致办园质量迅速下降。因此，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出台文件禁止单个或连锁加盟园打包上市。说明我们对民办学校实施分类后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没有做好准备。
我一直认为中国缺少好的教育，缺少世界级的名校。如果我们不忘初心的话，义务教育就应该高举非营利的大旗，扎根中国大地、对标世界标准，用理想的教育实现教育的理想。聚焦质量、内涵、特色立校；潜心课程、教学、评价研究，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定基础、享有知名度和知誉度的百年名校。
也希望能真正有一批民办教育研究机构坚持把理论和实践研究结合起来，针对我们当前民办教育所面临的矛盾问题，包括难点、堵点、盲点、痛点加以研究，真正为我们政府的宏观决策提供咨询，使法律、法规、政策环境更有利于民办教育发展，使民办教育能够走在一个科学、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上。
新时代要有新战略和新方略
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今天，我们走过了40年的路程。现在形势变化很快。新时代要有新战略和新方略。变是不变的永恒主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了很多新战略，结合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学习，对我们民办教育人来说，我认为四条很重要：
深刻理解加强党对教育事业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如何运行好、发展好庞大而复杂的民办教育系统，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这次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加强党的领导体现在，坚持党管办学方向、管改革发展、管干部、管人才，把党的全面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各方面。
深刻理解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把劳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要求之中，提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总体要求。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教育工作的各领域、各环节。
深刻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教育的价值追求。这是十九大提出的“人民至上”理念在教育中的体现。当前我国教育有了长足发展，“有学上”的问题总体上基本解决，“上好学”的需求更加突显。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要“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解决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讲到底就是要进一步扩大我们的优质教育的资源，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深刻理解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过去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困难多，底子薄。现在是“大国办强教育”，既要补短板，又要提质量。这次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出，当前学前教育、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是短板，必须花大力气解决。而这些短板也是当前我国民办教育着力的新空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江西应用科技学院举行的中国民办教育回顾与展望峰会上的专题报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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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事民办教育实践和研究的初心
文/胡卫
伴随着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中国民办教育走过的是一条风雨兼程、砥砺前行和开拓创新的道路。作为40年民办教育发展的见证者、实践者、捍卫者也是推动者，回首感慨万千。
诚恳地说，当年我涉足民办教育有三个初心：
第一个初心，是想把教育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架构理论和实践贯通的桥梁。
我80年代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了一家研究单位工作，从事了大量的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尤其是我承接的教育部重点课题“学生思想品德测评研究”，其成果经上海市教育局发文在168万中小学生中实行。当时30岁不到，我就被破格评为副教授。但我一直觉得，理论是灰色的，实践是常青的，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在上海，当时有三个重大实验项目：一是顾冷源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二是成功教育，三是愉快教育。这些都是扎根于学校教育实践的项目。所以我本人一直有一个夙愿，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之间架构起桥梁，用理论的成果指导实践，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再上升到研究以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以指导解决实践当中的问题。
第二个初心，希望用理想的教育去实现教育的理想。
我一直感到理想的教育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应试教育干扰教育理想的实现。具体表现在：不断延长的上课时间，没完没了的作业，愈演愈烈的补课。当时有个例子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上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教育部长认为新加坡的教育改革已经完成，他派了16位校长到欧美最好的私立学校进行考察，考察结果发现这些私立学校之所以办得好，不是繁文缛节，不是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不是有那么多跟教育无关、附加在教育上的内容和因素。他们回来以后写的考察报告中说，考察看到的是校长在操场上和学生一起在玩球，校长在剧场里和学生一起演戏。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返璞归真”才是教育的真谛。所以我想教育怎么能做到“返璞归真”，怎么能够回归教育的本真？这可能是我们作为教育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第三个初心，教育不能靠国家包揽。一定要把和教育相关的行为主体包括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社会、政府等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为此，我做了四个方面的探索。
第一，最早成立了协和教育集团。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嗣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办教育才真正兴起并开始大发展。为了把教育研究和实践结合起来，1993年12月我在浦东创办了第一家民办天地幼儿园，作为教育实验基地。1995年9月，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兼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的赵启正视察天地幼儿园，要求利用集团化办学模式，复制经验，分享资源，做大规模。由此协和教育集团诞生，也揭开了通过举办幼儿园、中小学、成人业余学校，探索教育改革试验田的新篇章。协和教育集团办学到今天，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通过集团建立一整套的行政管理体系，通过行政管理体系和治理体系，更好地为学校提供服务。二是建立“中央厨房”体系，引进国内外不同的课程。越是好的学校，它需要开设的课程越多，我们把各种好的课程购买进来，放在这个“蓄水池”中，学校有需要，可以到这个“蓄水池”进行采购。这是我当时做的第一个探索。
第二，创办中国最早的民办教育专业研究机构。
1995年6月，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下辖四个所：高教所、普教所、职教所、智力所。我接受了当时新任院长胡瑞文关于用新体制、新机制创办一个研究机构的设想，是年12月26日，上海市民办教育研究中心即后来的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挂牌成立。我当时给该民办教育研究中心的定位是“顶天立地”。“顶天”，就是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立地”，就是为学校改革发展服务。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用第三只眼睛来研究公共政策。
1998年，全国人大把民办教育立法列入五年规划，围绕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制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我率民办教育研究所的相关科研人员参与其中。
经过近四年的调研、论证，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民办教育促进法。这部法立法的核心是促进民办教育发展。重点有三：一是公办、民办学校享受同等法律地位，二是赋予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三是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这是扶植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但是，在这次立法过程中，社会各界对《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存有争议，导致很多法律条款没有真正实施，合理回报这一创新设计被搁置，《民办教育促进法》没有真正落地。
而上海民办教育研究所对实践的积极关注则开创了民办教育研究史上的众多“第一”：创办了民办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本杂志《民办教育动态》，沿续至今；将对民办教育研究有热情有能力的人集聚起来，形成了第一支专兼职结合的民办教育研究队伍；建立了我国民办教育第一个大型数据库等等。
第三，较早探索成立民办教育行业协会。
政府职能转移以后，所分离出来的责任由谁来承担？民办学校发展起来以后，民办学校和政府的关系怎么来处理？上海是当时最早探索通过成立行业中介机构来履行政府职能转移以后分离出来的责任，实现行业自律，行业维权，为民办学校服务，架构起政府和学校之间桥梁功能的。早在1993年，上海市成立民办中小学校长联谊会，行业参与管理和服务初见端倪。2005年，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办中小学协会和民办高等教育协会，我担任民办中小学协会第一任会长。2012年，我出任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并任常务副会长至今。
在推动上海民办教育行业协会建立和发展的同时，我也积极参与了全国民办教育协会的筹备和成立工作。记得2005年12月19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许嘉璐在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民进上海市主委严隽琪陪同下到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视察，两位领导对“科研为中心，学校为基地，周边事业作保证”的运行体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仔细了解了上海民办教育协会在行业管理中的运作机制和目标功能。在许嘉璐主席、杨海波、柳斌、陶西平、郝克明等教育界颇为知名的一批老同志的工作基础上，2008年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正式成立，许嘉璐任名誉会长，陶西平任会长，我也有幸出任了副会长。
第四，落实邓小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精神，探索性地推动教育中西文化融合和国际化发展。
我把中国教育国际化探索归纳三个阶段，也可称为三个版本。1.0版本就是引进。最早办国际化的学校走的是引进西方课程道路，从IPC课程、IB课程、到美高课程，从英国国家课程，到BC课程，这个阶段中西融合被当作拿来主义，囫囵吞枣。在中国土壤上，怎么来进行教育国际化的探索？怎么能够真正做到三个面向？中国有中国的文化，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教育国际化这条路不是很容易走的。
进入2.0版本，我和许多校长、教师亲身感受到了中西教育的各种碰撞、冲突与融合，也看到了中国教育和西方教育各有长处，因此，开始尝试将中西课程融于一体。2.0版本的特点是两个体系的简单叠加，即国际课程、国内课程两条道路并行，真正有价值的中西融合的教育殊为不易。
现在已经进入了3.0版，在对近年来中西教育在课程领域融合经验、教训进行思考总结基础上，我们开始分不同层次进行中西课程融合的探索，旨在解决国外课程不适应中国课程标准问题，也尝试解决融合课程两张皮问题。这里的难点在于要编制出跨学科主题学习、项目学习、探究学习设计要则。最近，我们把民办教育研究的重点慢慢从政策研究、理论研究转向课程研究、内涵建设、特色研究，目的就是为了适应教育国际化发展到3.0版的需要。（胡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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