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考试&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从中西生态治理比较中凸显社会主义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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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成军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问题，各个国家都在积极的应对，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近些年，我国一直积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中，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已被提升至国家战略、民族大计的位置。尽管西方国家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和全球气候变暖也进行了积极的治理，但是没有上升至“文明”的层面，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相比，具有狭隘性。

早在18世纪后期，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建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而逐渐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引发了西方的生态危机，大量的生产就是由资本逻辑所派生出来，追求资本增值和利益最大化的资本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本质上是破坏自然、掠夺自然的。资本的最大目的是增值，在资本增值的目的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手段等方面遵循着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因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是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下，加之人口压力和工业化的压力而产生的。其产生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新中国成立之初，乃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脱贫致富上，对于温饱的迫切需求使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漠视。其次，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方式粗放。第三，我国人口基数大，资源需求多。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人口大国，为满足十几亿人口的生产生活需求必然有较大的资源需求，这也是我国出现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之一，也是较之西方独有的环保压力。

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只可能是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行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途径。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视野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式缺乏全球视野，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本国、本地区狭隘视野出发对待生态环境问题，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方法就是转嫁生态危机，即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掠夺”，攫取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资源，同时将生态环境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生态治理的“有效”方法。

我国生态文明是具有有机整体性的生态文明，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具有科学合理性、整体性和长久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指导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融合“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从生产方式出发，将人民的生态利益作为导向，转变价值诉求，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与此同时，借鉴西方有益的生态环境思想和治理经验，加强和各国合作，交流互鉴、相互帮助，在全球和全体人类的整体视阈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资产阶级的需求，在狭隘的目的之下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因而，受益主体范围较小，仅仅局限与本国和本阶级范围内。在忽视世界各国和各阶级之间的有机整体性所做出的狭隘的生态治理，决定了西方国家进行的生态治理不具有可持续性。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生态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其出发点是全体人民群众，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全球人民谋福祉，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主体必然是广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整个生态文明建设中都有所受益。我国坚持开放、共融为指导的绿色发展理念，本着对他国负责，和世界各国携手共进、永续发展的原则，使世界各国均为受益主体。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建设中，人与自然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受益主体囊括了中国人民和世界各族人民、涵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是真正的生态文明。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西方生态环境治理从问题缘起、问题解决途径以及受益主体都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差异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有着真正的生态文明,而资本主义国家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不可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社会。(刘成军)

(本文为中央编译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生态治理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7C0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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