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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城市，为什么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儿？

英语培训 2024-04-20 12:00:05 47

题图：《重庆森林》剧照

大学毕业五年后，我和朋友重回校园的后街，发现曾经喧闹繁华的小胡同被修葺一新的马路取代，小商铺与小饭馆没了踪迹。因为地处教育资源集中的地带，学校附近越来越常见备战升学的家长与学生。心里不免遗憾，好似失去了一个乐园。

每次回家乡也会发现有新的商场拔地而起，冷冰冰的建筑中，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有心的商家还会走“怀旧复古”风，让你重新感受“充满烟火气”的街区生活。商圈带来的繁华之下，是承载记忆的老街区的消亡。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渐渐习惯了失去老街区生活的失落，安慰自己说城市总要发展，改造也是理所当然。

当记者彼得·莫斯科维茨（Peter Moskowitz）大学毕业后回到纽约西村时，他也面临着失去老街区的失落。这片街区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因为便宜租金吸引了形形色色的人聚居在一起，艺术家、作家、小商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安身之所，西村是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

然而现在的西村租金高昂，公寓炒到天价，迫使许多人搬离，形形色色的小商铺也关门大吉，此时的西村再也没有简·雅各布斯笔下西村的气质。有感于此，彼得·莫斯科维茨决定去找寻西村失去活力的原因。

我们生活的城市，

为什么越来越缺少人情味儿？

文| 彼得·莫斯科维茨

来源 | 《杀死一座城市》

回不去的社区

当我大学毕业回到纽约， 我发现我自己同时属于两种族群：被驱逐的弱势人群，以及驱逐别人的中上阶层精英。我在纽约西村（West Village）长大，离著名的记者和社会运动者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1961年写下城市巨著——《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的地方，只有几街之遥。

简·雅各布斯在四百页的篇幅里，探讨纽约西村的魅力从何而来——那小而有变化的街道景观，多样化职业、阶级与种族的居民，文化上的多样流派。简·雅各布斯认为，美国的每个城市都应该借鉴西村，借由创造小店家而非大卖场，以小型街道取代大条马路，鼓励多种尺度的公寓和住宅形态，而非大型的集合建案。

西村在纽约的位置

但当我从大学回来，西村跟简·雅各布斯笔下自由平等的乐园已大不相同。过去我家至少每周会订一次的外卖中国餐厅已经关门，取而代之的是一家银行。我最喜欢的比萨小店变成了高级食品店。我哥哥高中打工的录像带店，变成每次只展售几件昂贵单品的精品服饰店。离我父母家几条街距离的克里斯多福街（Christopher Street），曾经以同志氛围闻名全美，如今已成为一个有警察巡逻的昂贵区域，变得平淡无奇。周边街廓原本中等人家的住屋，变成了高昂的房产。布里克街（Bleecker Street）一度沿街都是古董小店，现在已经被一些大的连锁品牌取代。

如今，那些充满我儿时回忆的建筑中，矗立的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财富象征。与我父母家一街之隔，明星建筑师理查德·迈尔（Richard Meier）设计的三栋玻璃大楼拔地而起，高不可攀。在我旧居的对面，一个原本由艺术家经营的旧仓库工作室，上面加建了一栋粉红色的公寓，被重新命名为“朱壁宫” （Palazzo Chupi），2008年开放出售时，每间公寓的售价高达2500万美金。

“朱壁宫”（Palazzo Chupi），图源网络

我父母住的大楼也不一样了。每个月都会有一户公寓翻新改建。剧作家、艺术家和中等收入的上班族正在搬走，取而代之的是对老住户怀有敌意的银行家和商人。人们进出不再为彼此拉住大门，在电梯里不再互相打招呼。我不再认识我们的邻居，开始对大楼里经过的每个人面无表情。

那种社区感，已经消失了。

简·雅各布斯所描述的西村已不复存在，而新的西村看起来像是旧西村的游乐园版。好多人都走了，因为负担不起涨到天价的房租而被迫搬走。西村也不再像以往那么族裔多元了——现在有90%的居民是白人。在曼哈顿地区，西村的居民族群多元性上只比上东区（Upper East Side）好一点。

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于像西村这样的改变，纽约人一般会抱怨这样的小区“不酷”了。但对简·雅各布斯来说，像西村这样的地方不只是酷而已，它们的存在证明城市可以不需政府干预而自我运转，无须太多外力帮助就可达到平衡。

简·雅各布斯提出：这些小店家、吸引艺术家和作家的便宜租金、长短不一的街廓，以及多用途混合的分区政策，让西村的街道成为观看人来人往的好地方，也让社区成为一个亲密的系统。店家不只是经营者，他们也是无形的警力，帮助维护治安，确保单独上学的孩子平安到达。

一个友善行人的街廓不只是一个散步的好地方，也能为陌生人提供互动的空间，互相激发新的想法，发现新的命运。多样性的建筑，从高级华厦到旧出租屋，意味着一群多样的人可以负担不同的租金从而入住同一个社区，不会因为收入多寡、族裔背景而被区隔。

一度昭示着多元平等最佳楷模的西村，如今变成全美最昂贵、纽约族群最单一的社区，这对美国城市的未来来说意味着什么？而那些被迫离开这个新的西村的人们，他们又怎样了呢？

当我决定搬回纽约时，我知道西村已经贵到无法入住，所以我开始在别处寻找，很快我就发现，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曼哈顿的单间公寓还是太贵，所以我开始往外围的市镇找。每一处我都感觉到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只不过我身处的是角色的另一方。

同一个小区里，好像有两个世界在彼此推挤——一边是我和朋友会去的商店、酒吧、餐厅，另外一边是当地更早的老居民会去的店。我看到我的新邻居们脸上皱眉的表情，我想象他们的感觉，和我父母在西村看到新面孔时一定很像。

一开始这些变化看起来新奇而古怪，我难以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物在改变，关系在紧张，但却难以具体描述。往布鲁克林区深处搬迁的白人朋友尽管略感不安，但却也没有其他选择。我知道发生在纽约的事只是冰山一角，只要看看路边街廓每年的变化你就能感觉到它无所不在。但这些事却没有言语可描述。

渐渐地，当人们抱怨新纽约的改变时，有个词开始在报章杂志、脸书、酒吧闲谈里流传： 缙绅化（gentrification）。

到了2010年，每个人都听过这个词，没有人有办法精准地定义它，但这个词却足以描述所发生的事：老居民搬走、在地文化消失、财富和白人开始涌入纽约小区。对纽约的穷人来说，缙绅化不是一种社区特质无形的改变，而是他们真切面对的群体驱逐、金权暴力，还有悠久在地文化的铲除。

但我看到所有缙绅化的报道都在关注社区里的新兴事物——高级的比萨店、咖啡店、嬉皮士的潮店。就某方面来说这很合理，你很难报道一个空洞，一些已经消失的事物。报道新的比那些被移除的东西容易多了。但终归来说，这就是缙绅化：一个社区、城市、文化上的空洞。

某方面来说，缙绅化像一个伤口，一个由流入城市的大量资本所引发的破坏而造成的创伤。

缙绅化，将穷人推开

当你认知到这个问题的广泛，你会发现缙绅化不只是一种时尚或潮流。嬉皮士和雅皮士们比起被他们驱离的老居民财力更强，但个别的行动者没有能力控制房屋市场，凭一己之力改变城市。缙绅化也无法由个别投资者行为来解释：在新奥尔良拥有五栋房子的房东跟底特律的公寓主并没有彼此商量策略。缙绅化下有胜利者也有受害者，双方都在同一场游戏里，尽管他们都不是游戏的设计者。

美国各个经济、人口和地理上差异甚大的城市——纳什维尔、迈阿密、路易斯维尔、奥斯汀、克利夫兰、费城、洛杉矶，都在经历缙绅化，这并非巧合。缙绅化不是由个人的行动造成，它立基于美国数十年来种族歧视房屋政策下的系统性暴力，否定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跟美国白人一样取得房屋、获得同等财富地位的权利。

如果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缙绅化无法发生。关注财富创造与扩张更胜于人民福祉的政治系统（我称此为新自由主义），也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缙绅化。当联邦政府对于房屋、交通、各种公共服务的投入减少，美国城市被迫依赖本身税收去负担基础服务，而城市的税基越高，就越容易支付这些服务，这意味着城市会积极吸引有钱人，将穷人推开。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缙绅化的方式，但发生的过程都毫无例外，可以被准确预测，早在1979年，麻省理工学院都市研究的教授菲利普·克莱（Phillip Clay）就提出了缙绅化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些“先锋者”搬进小区，开始置换原居民，之后引动更多人开始跟进。房地产公司、连锁店等企业随之看到商机，成为缙绅化主力。这些企业并非蓄意谋划，只是企业的购买力远远超出个人，缙绅化无可避免地令社区落入企业的控制。在克莱分析的最后阶段，力量完全由上而下，只剩有力的大财团和政商同盟才能改变已经缙绅化的地方。

我想要提出的是，在这些阶段之前，有一个先期的阶段：第零期，政府当局通过土地分区、税收减免、品牌营销等一系列政策，为城市的缙绅化铺路搭桥。这个准备期一般很少被注意或被讨论，因为在人们亲眼看到缙绅化的事实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酝酿。但要了解缙绅化，这个阶段是很重要的。

缙绅化是20世纪后期席卷改变城市最重要的现象，但我们往往只是在细节层面去讨论它。每个礼拜都有一些关于“下一个布鲁克林”“下一个威廉斯堡”的文章，“嬉皮士” （hipster）成为描述城市重大改变的缩写。

有关缙绅化的嬉皮士论述不算完全错误——年轻人搬进都市里，开精酿啤酒店、穿紧身瑜伽服，但这样浅薄的描述会造成误导。当你只是通过报纸杂志来了解缙绅化，你会以为缙绅化是由千百个想要开咖啡厅、办精品店、留八字胡、买黑胶唱片的人所造成，由他们个人意愿所加总。但这些是缙绅化的征兆，不是成因。

缙绅化不只是文化和消费者选择的结果

地理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在他里程碑式的著作《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The New Urban Frontier: Gentrification and the Revanchist City）中写道：“如果缙绅化可被文化和消费者偏好所解释，那么这就意味着个人偏好在全国甚至国际间都发生了一致的变化，或者有什么外力强行抹平了个人的偏好选择。如果后者为真，那么所谓消费者偏好的概念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换句话说， 缙绅化不是偶然或意外，缙绅化是一个重视资本需求（包括城市财务跟房地产利益）甚过人民需求的系统。

用个人层次来讨论缙绅化，因为那是我们每日生活的经验——房租神秘地上涨了，艺廊开门了，嬉皮士出现了。但在每个缙绅化的城市，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件发生，先于这些街道景观的改变。造成城市缙绅化的政策是在房地产大亨的办公室和市政府的会议厅里成形，咖啡店只是露出的冰山一角。

如果我们希望逆转这个过程——希望在城市改变的过程中，低收入的人能留下来，建造我们城市的劳工不用被迫迁移到城市的边缘，推向交通不便、设施不足的地区，我们就必须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

我选了四个城市书写—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和纽约。每个城市都对大众媒体报道下的缙绅化，在各层面提出有力的反证——缙绅化不只是文化和消费者选择的结果。这四个城市都制定了具体的政策，使城市更有利于资本的累积而不利于穷人生存。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纽约的缙绅化不是百万名消费者的选择，而是因为几百个官员、政治家、企业家的私心。通过指认这些关键作用者，我希望能清楚地呈现缙绅化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可能被阻止的，或至少可被控制的。

当我们把缙绅化想成是某种神秘的过程，我们只能接受它的结果：无数个家庭被迫搬走，文化被摧毁，每个人的经济生活更加窘迫。我希望这本书——《杀死一座城市》——可以平衡我们对都市未来的无力感，帮助读者认知到城市是由强大的利益所形塑，通过指认这些特殊利益，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设计，去重新塑造城市。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