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教育｜崔盛：考不考研劝是没用的，大学生执着求稳

原标题：理解教育｜崔盛：考不考研劝是没用的，大学生执着求稳

“我感觉学生们现在很执着于稳定，他们求职太缺乏安全感了。”研究高校招生改革和学生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崔盛如此说道。

近几年，高等教育界出现了很多新现象，“逆向考研”“延迟毕业”“脱下长衫”等等，其背后代表着大学生群体为了适应当下所作出的思考和抉择。

崔盛似乎都能从他的学生当中找到缩影。他跟学生接触甚多，平日里，除了教研，他在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尤其关注家庭条件相对处于弱势的学生，观察当下就业形势对于他们学习和择业的影响。

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崔盛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和建议，“考不考研，劝是没有用的，每个人当下所做的决策一定是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理性决策”“如果明确了自己不适合做研究，不如更早进入就业市场，勇敢地接触社会”“社会环境和用人单位应该更好地识别求职者的才能，而非只看一纸文凭，从而推动‘学历社会’真正向‘能力社会’转变”。

“考不考研，劝是没有用的”

澎湃新闻：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这是在连续上涨8年之后，考研报名人数首次下降。考研人数下降会成为以后的趋势吗？

崔盛：跟往届相比，今年考研人数下降主要是几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一是疫情管控措施全面放开之后，出境留学的人数增多，分流了一部分考研的人。二是就业环境的变化，从我们学校的数据来看，2023年上半年学生就业的形势较好，积极的就业形势会让更多学生走向就业市场。三是前几年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从供给层面一定程度缓解了考生持续考研的需求。三方面的因素综合导致考研人数连涨8年后出现下降，这是一个拐点，但拐点会不会延续，考研人数会不会持续下降，并不确定。核心还是要搞清楚“蓄水池”里有多少考研“二战”“三战”的人，以及大家对就业趋势的评估。从国家的政策规划和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来看，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高等教育规模还在扩大，研究生的规模也会随之增大。我估计，未来几年考研人数会在400万左右波动。

澎湃新闻：越来越多大学留出更多名额给保研的学生，尤其是一些知名高校的学生保研率较高。为什么会有这个趋势，背后出于什么考虑？这会对整个考研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普通学历的学生想要通过考研到名牌大学就读是不是更难了？

崔盛：教育部对高校推免保研名额的比例是有规定的，大部分高校学生的推免保研率也不会超过50%。客观上，并不存在保研比例越来越高的趋势，那大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认知？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学生跨区域、跨城市、跨学校参加各类夏令营推免，学生参与夏令营推免的积极性已经大大超过原来保研“九推”（意为九月正式推免）简单递材料的那种形式。部分学生可能进入大一就已经开始为保研或推免做准备，他们对于推免学校的信息收集更完备，准备也更充分，同时也让大家感觉高校推免保研越来越普遍。

对于高校而言，推免和统考并行最大的好处是两套考试招生方式，可以更充分挖掘考生的能力，选拔出综合素质更强的学生。比如说，老师反映有的学生在统考中分数非常高，但学习和研究能力相对较差。在推免过程中，学校通过自主命题、个性化面试，挑选出的学生可能更能适应研究生阶段要求。当然，这在学校之间也会形成竞争，当其他学校通过推免等方式抢人才，更多学校也会参与进来。

统考和推免的侧重点不一样，考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准备，比较耗精力。但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可能在推免过程中会有信息差、经济不利等因素，处于劣势，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到这类群体参与各项考试渠道的便利性。

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主观印象，相比于推免保研，普通院校的学生更容易通过考研统考进入名牌大学。其实在研究生招生考试过程中，学校还是会以综合评价的标准来选人，充分考虑学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所表现的综合能力，而不是靠学生的本科院校来简单判断。我个人的面试经验就发现，一些普通院校的考生，他们可能学得比较扎实，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反而比名牌大学的学生强，面试中也会得到老师们更多的认可。所以，在考研选拔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以什么形式的考试，或者以什么标准的学校出身来筛选考生，而是高校能否通过有效的考试，真正识别出考生的能力。

澎湃新闻：一边是关于学历通货膨胀，考研性价比降低的讨论；另一边，有专家指出，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研究生学历的普及率上仍有很大差距。到底应该鼓励大家考研，还是应该劝大家理性考研？

崔盛：考不考研，劝是没有用的。我相信，每个人当下所做的决策一定是力所能及范围内的理性决策。至于是否应该考研，每个人的基本情况不同，所以理性考虑考研的成本和收益后的决策也不尽相同。这就跟考大学一样，以前农村好不容易出一个大学生，被视为“寒门贵子”。现在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农村孩子上了普通大学之后发现并不一定就能拿到高工资，很多家庭就会考虑投入能否获得相应收益，是否上高职的回报更大，选择会更加务实。同样的，很多家庭和个人在决定是否读研的时候，也都会理性比对收益和成本。

也有一部分人为了逃避就业、逃避社会，而他们的家庭也有经济能力支撑他们不就业，不用考虑成本和收益选择考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际上更多是在消费教育，享受教育带来的服务。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相信这种教育服务也将越来越多。

我们作为老师，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相关信息提供给学生，让他们作出对自己学术或者职业生涯最有利的选择。

2010-2020年，不同学历的收入水平和薪资优势对比。澎湃新闻 实习生 冯淙萱 记者 卫瑶 陈良贤

“卷学历”不意味着就能在就业市场胜出

澎湃新闻：澎湃数据新闻通过分析发现，从2010年到2020年，本科学历的受访者中，毕业3年内的整体工作薪资优势出现了较明显的消失，从1.89降至1.33。这是否意味着“卷学历”是在就业市场胜出比较好的途径？

崔盛：这个数据主要反映的是不同学历工资相对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本科毕业3年内薪资指数从1.89降至1.33，的确比研究生下降的更多。但学历对就业影响不仅要分类比较，还要从总体层面比较，例如近十年就业群体中大专、本科学历的比例增加了多少，硕士生又增加了多少。近十年就业群体中本专科生比例的扩增，也可能是导致这个群体工资溢价水平下降的重要原因。

另外，不同学历的薪资水平仅仅是从数据层面来看，代表了平均水平，但个体的情况各异。当就业环境不太乐观的时候，并非意味着“卷学历”就是在就业市场胜出比较好的途径。如果学生不清楚自己的就业兴趣和优势，不敢进入劳动力市场，盲目考研，这是不值得鼓励的。我也跟很多学生说，如果明确了自己不适合做研究，不如更早进入就业市场，勇敢地接触社会，知道自己需要提升哪些方面的能力。等工作几年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能力，可以再到高校回炉，这个时候学的技能会更有针对性。现在很多专业的研究生培养也开始从学硕向专硕转型，鼓励学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或者职业认知之后，再通过研究生教育提升能力，这样学到的知识更能匹配社会发展的需求。

总之，在没有获得更多工资溢价空间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提高学历，提升个人的能力。但千万不要无谓“卷学历”，要根据个人偏好，明确自己是学习有优势还是工作有优势。

澎湃新闻：这几年，越来越多考生更加务实，出现“逆向考研”的现象，例如从“双一流”高校考研到非“双一流”高校。请问您怎么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动机？这种选择会不会让读研的回报率降低？

崔盛：“逆向考研”可能存在几种情况：一是基于考研的竞争非常激烈，部分学生为了保证自己一定能考上，选择减少竞争规避风险；二是基于专业发展的考虑，我们平时讲“本科看学校，研究生看专业，博士看导师”，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有的学生考研选择的学校比本科的学校排名低，但就读的专业可能是王牌专业或者进了更强的课题组，这样的选择不算是“逆向”，而是基于专业和学术发展作出的现实选择；三是出于职业和区域的考量，例如从北京上海排名较前的本科院校考到家乡省会城市的王牌大学和专业，由于后者在区域内备受认可，而且对就业有连带效应，有利于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所以，看似“逆向考研”，其实有些也是切合实际的合理选择。

澎湃新闻：还有一个热议的现象，高学历低就业。不少研究生可能从事着一些与学历不符的工作，例如送外卖、快递员等等，被视为是一种脱下“长衫”的选择。怎么看待学历优势和学历“包袱”对于学生就业发展的影响？

崔盛：相比于“80后”“90后”，我发现课堂上这群“00后”的孩子已经没有什么“包袱”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脱不脱“长衫”，反倒是我们当老师的替他们有这个“包袱”。去年我在课堂上还讨论过这个现象，发现随着文化环境和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学生想法也会受到影响。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他们会觉得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送外卖也是可以接受的。自己凭能力吃饭，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证明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现实匹配情况。

高校应做好学生适应社会和工作的桥梁，例如我们开设职业生涯课程、就业培训等等，让学生提前了解社会，让他们看清自己的优势到底是学历还是能力，以及企业用人的要求。理解这些问题之后，学生就会很容易放下“包袱”，进入企业之后也会较快适应企业的需求。

“学历社会”如何向“能力社会”转变

澎湃新闻：您在跟这两届学生接触中有什么新的观察和发现？跟以往几届学生相比，现在的学生对于读研和未来规划有什么不同？

崔盛：除了教研，我在学院分管学生工作，跟这两届学生聊得特别多。我发现，大家对考研的需求非常迫切，大部分本科生会选择读研，没有考上的还会“二战”“三战”。这群孩子也非常务实，他们会觉得“如果赚钱赚得不多的话，干嘛本科毕业就出去工作？”大家会觉得以本科的学历就业收益不大、发展前景不好。

在就业上，考编和选调的比例明显上升。以前，本科生毕业为了考研可能“二战”“三战”，现在研究生毕业应付考编选调也开始“二战”“三战”。有的学生如果考不上公务员或者选调，为了保留应届生的身份，会故意不提交论文，延迟答辩和毕业。我跟学生聊，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企业更多地接触社会而想留在体制内？我感觉学生们对就业缺乏安全感，工作生活上没有闯劲更执着于稳定。学生对就业环境其实没有很多切身体会，但当消极的反馈传导开来之后，会像“蝴蝶效应”被放大，学生为了求安全和最大收益，往往选择最稳妥的路径。

另外，现在大学生的父母大部分都是“70后”，工作相对比较稳定，能够负担起孩子多次选择的经济成本。例如有些孩子待业，一心只想找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这跟当地的文化认知和父母的观念引导也有很大的影响。“70后”父母的整体社会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00后”的毕业选择。

澎湃新闻：以前大家会说，通过高考“逆天改命”，后来又说想通过考研“逆天改命”。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考研还能“逆天改命”吗？

崔盛：我自己是从一个小城市来到北京工作扎根的，我的人生确实通过高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觉得，一方面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稳定，所谓“逆天改命”的现象会越来越少。这并不是说机会越来越少，而是会进入相对稳定的社会分工。另一方面，随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规模不断扩大，教育的功能发生了改变，高等教育的筛选功能弱化，大学不再仅仅是为了选拔出精英人才，而是更多的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提升专业水平。至于考研是否还能“逆天改命”，我想当个人找到了合适自己的专业领域，通过研究生阶段教育提升了自身的专业能力，成为国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拔尖创新人才或者行业领军人才，也可能会实现所谓的“逆天改命”。

澎湃新闻：大家有句口头禅，“硕士生多到满大街都是”。而且现在很多工作的最低要求是研究生。这导致了很多人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过分追求学历和文凭， “学历社会”由此形成。您认为，“学历社会”应该如何向“能力社会”转变？

崔盛：教育经济学经常讨论一个经典话题：教育究竟是提升人力资本还是提供筛选机制。简单说就是大学是否真正提高了个人的能力，还是只给我们贴了一个学历的标签，让我们在社会上更好地被识别？所以，这个问题可以从社会和个人两层面来看。

在社会层面上，企业求职都需要填写一栏学历，在缺乏个人能力评价方法的背景下，大家会倾向于用学历来评估学生的能力。但如果社会和用人单位能够更好地识别求职者的能力和技能，求职者就不需要一味地“卷学历”，劳动力市场也就会更倾向于能力导向。

从个人层面来看，很多孩子从高校进入社会的过程处于回避心态，习惯性地滞留在高校里，也不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能力。如果他们能够更勇敢地接触社会，应对挑战，或许可以更好地适应用人单位对能力的要求，从而推动“学历社会”真正向“能力社会”转变。